2024年1月1日起这些国家标准将实施

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

由互联网、大数据、AI等新技术推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壮大和发展的结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影响就是必然会催生新质民主，这一新质民主中的新质集中体现为全过程，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质民主的制度表现形式，改善了民主自身的治理结构，并呈现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治理特征。立法、执法和司法大数据系统的建立和智慧法治项目的推进，都使得社会公众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变得更加便利、高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最大限度地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为核心，在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得在所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地方和场合都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人民在场。因此，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政策要求，在实践中必然会推动新质民主的形成，民主也从一个价值型概念逐渐向一个可以计量的社会工程概念转变。‘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生产力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和社会中所有生产要素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特定社会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的基础。八个能否八个要看具体和生动地阐述了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的特征和要求，指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要切实保障宪法所确立的国体和政体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和有效运行，切实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新质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论述民主由谁判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道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以人们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认识为特征的社会上层建筑，表现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不过，这些人的第一身份、第一角色，基本上不是专业的法学家。

相比之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人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所思所想。莫里森以霍布斯作为近代法理学的起点，因而，第四章托马斯·霍布斯与法律强制理论的起源：从上帝权威向世俗权威的转变在神之下降与人之上升的此起彼伏中，主要突出了霍布斯的法律强制理论。适当参考这样的辨析，我们可以说，中国法理学史具有学术史的性质，是学术史中的一种专门史。他们关于中国法理学史的开创性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法理学。

因而，朱熹及其《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法理学，就可以写进中国法理学史。这两个名单也许可以印证一种现象或者一种规律：‘法理思想原本就不是专业法学家的思想产品。

所谓‘法理，一般指‘法律的原理（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或法律的基础理论。就空间范围来看，莫里森的这部西方法理学史实际上就是欧美法理学史，其中，又主要是西欧与北美的法理学史。因而，透过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思想，就可以测度某一个时代的法理学与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所谓‘法理思想，其实往往是哲学家、思想家创造（提出、阐明、证成）但专业法学家可以解读、述说或充其量加以发挥的法的哲学、理念与原理。

此间，泰西的法学却得到了顺利地发展。相反，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一）不忘本来：中国法理学史研究在清末民初的兴起虽然传统中国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法理学，传统中国的法理学可以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丰沛的资源，但在当代，关于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被视为空白。第三个阶段是近代法律科学，在这个小标题下，主要叙述了古典自然法学派和19世纪的法学流派及其分支。

回顾中国近现代法学的早期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相对较长的法学分支学科。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希望发明的吾圣人法律之学，主要就是孔子这个大圣人的法律之学。

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思想家，他对法理学的贡献与对法律思想的贡献，也是可以适当分辨的。在莫里森建构的西方法理学史之镜的映照下，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人物可以轮番走上中国法理学史的舞台。

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站在中国法理学史的立场上看，中国法理学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差异，既可以从范围大小的角度来把握，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在数千年以降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的法在表现形式上从来都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再看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的《中华帝国的法律》。创作这些材料的人，他们的姓名可能都无从查考，他们留下的法律思想，可以写入中国法律思想史，却不能写入中国法理学史。这段话表达了莫里森对法理学的理解，法理学的范围由此得以确定，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法理学史的范围也由此得以确定。如，从形式上看，法学理论代表了一个法学二级学科，但很少看到直接以法学理论命名的教科书。

进一步看，201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虽然在填补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空白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是，中国法理学史作为一门法学分支学科的正当性，中国法理学史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价值与意义，以及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基础与研究前景，却并未得到彰显。第十一章讲述韦伯和尼采对法理学的贡献。

第十三章讲述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这些关于西方法理学的历史的叙述，虽然在中文版中也占据了30多页的篇幅，但它仅仅是五卷本《法理学》第一卷第一部分所包含的六章内容之一，在五卷本《法理学》中并未占据主体地位。

一方面的原因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关于中国法理学的研究，已经汇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接下来的第三章自然法、人的权力与上帝：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构成要素主要叙述西方中世纪的法理学，其主要代表是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前者的神学自然法理论与后者关于永恒法、自然法、人法、神法的理论占据了中世纪法理学的中心位置。

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提供历史资源与思想根基。莫里森的这部著作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叙事结构。 【摘要】法理学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与基础学科。如，孔子之后的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两者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上文从三个方面予以辨析的法理学与法律思想之间的差异。毕竟，中国法与外国法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如，在英国的经典作家中，莫里森认为霍布斯在法理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代表西方近代法理学的开端。其二，它推崇法家的法理学，认为法家的法理学代表了法治主义。

把不同时代的中国法理学编织成史，就可以成就中国法理学史。莫里森作出这种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英国人，因而，这样一部西方法理学史，体现了它的著者作为一个英国法理学者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偏好。

如果伏尔泰等人的思想是拿破仑法典的思想源头，也就是说，伏尔泰等人的思想也是民法学的源头，至少是关于拿破仑法典的民法学研究的一个源头。针对其中的尸佼及其《尸子》，胡适说：尸佼是一个儒家的后辈，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故我把他排在这里。基于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这些特点，如果我们要理解、把握某个时代的戏剧或话本中蕴含的法律思想，那么，以那个时代形成的更加具有学术根基的法理学作为参照，对于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的研究，也是一种必要的参照。共性的方面暂且不论，就中国法的个性而言，它足以支撑一种关于中国法之理，亦即中国法理。

当然，从学术与思想的差异以及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来把握中国法理学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不同，主要还是一个理论上的辨析。因为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笔者把西方法理学史作为参照，或者是作为借鉴的对象，以期从中体会中国法理学史应当包含的一些学术旨趣。在此前提下，法理学就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二级学科。

其他几种经书也是如此。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家中，与奥古斯丁相对应的可以举出董仲舒，与阿奎那相对应的可以举出朱熹，与康德同年出生的中国思想家则有戴震。